01
意外
意外發生之前，張濤從來沒想過會在自己習以為常的工作步驟里受傷。
2021年春節前一天，這個33歲的美團騎手路過十字路口的一灘水，車后座的保溫箱里裝著一碗米線，車把上掛著一份漢堡和可樂。經過水灘的瞬間，他想著，可千萬別滑倒，還是避一下吧。于是，他一轉車把，車身在水攤邊緣打滑，直接摔在地上。
這一天，張濤所在的河南省三門峽市，每單的派送價從4元漲到了7元，張濤因此干勁十足。這是他做騎手的第5個月，騎行和送貨技術在過去5個月里逐漸熟練，單數一路攀升，工資也跟著以每月1000元的速度往上漲，眼看著從3000到了7000。
就是那幾秒鐘的工夫，輪子在水灘邊一打轉，他跟著一滑，倒在地上。此時，這個過去送快遞、現在送外賣，一直靠體力勞動賺錢的工人并不知道，這一摔幾乎讓他在2021的前半年失去勞動能力，整個家庭的收入也隨之縮水。
但當時張濤沒太在意，“咱這么結實，怕啥?歇一歇。”他走到路邊坐下，褲子破了，電動車的保險杠也歪了，但最讓人擔心的還是手里的兩份餐——他開始打電話給配送站里的隊長，隊長會幫忙聯系商家和客戶，要對方取消訂單。
這令他沮喪，但又不算大事，他每個月至少被扣一百多元，有時是訂單超時被系統扣錢，有時是因為摔倒或者超時太久，只能自己出錢，從客戶那里把那份餐食買下來。
隊長叮囑他，如果摔得嚴重就去醫院檢查一下。張濤在路邊坐了半個小時，感覺沒那么疼了，拐著腿騎車回家，往腫起一個包的左膝上涂了云南白藥。
可到了第二天，左腿已經完全無法后屈，他心疼錢，到了醫院還要給隊長打電話，對方保證核磁共振的錢可以報銷，他才放心地繳了499元的檢查費用，“要是不能報銷，這500塊我得干好幾天。”
檢查結果是，左膝后交叉韌帶斷裂，左膝關節內側副韌帶、髕韌帶損傷。醫生建議他做關節鏡，確認另一條韌帶的損傷情況，再接下來是手術。
每一步開始之前，張濤都要打電話給隊長，確認費用是否可以報銷。他知道自己沒有醫保。
張濤遇到的問題絕不是孤例。
東莞市同耕社會工作服務中心長期關注工人權益，其負責人宋剛虎透露，現在除了小作坊，多數工廠都已經給工人上了社保。五六年前來咨詢工傷問題的工人里，沒有工傷保險的占30%-40%，現在只占10%-20%。
但另一方面，小工廠工人和零工的遭遇未見改善——2019年，中國城鎮就業人數為4.42億人;而2020年底，全國工傷保險參保人數為2.68億人。中間有1.74億的差距。
這1.74億中，既包括小工廠的工人，也有相當數目的零工，即“靈活就業”者，如網約車司機、家政、保潔、外賣和快遞等。人社部相關負責人在2020年8月公布，中國靈活就業人數在2億人左右，受疫情沖擊，僅2020年一季度，靈活就業人數就增長了20%左右。
這其中有近千萬的外賣騎手，根據2020年的數據，美團有950萬注冊騎手，而餓了么平臺有300萬。騎手分為兩種，全職的叫“專送”，兼職的叫“眾包”，無論哪一個都沒有社保。
而沒有社保的藍領工人們只能完全暴露在職業風險之下。
02
買給“雇主”的保險
風險是從入職之初開始的。接受采訪時，無論外賣騎手還是工廠工人，都提及了入職時簽署的《自愿放棄繳納社保承諾書》，而這份承諾中也包含了放棄工傷保險。
53歲的杜埃去年在佛山工作，曾受過工傷的他在入職時強烈要求工廠為自己繳納社保，“整個廠都沒有給工人買社保。我就說不行，至少要給我買，后面他們怕我去舉報，所以就給我買了。”至于杜埃同廠的其他工人，工廠通知稱，可以選擇買或不買，不買的則需要簽署放棄承諾書。
實際上，當工人放棄購買社保的時候，很可能沒有意識到其中的職業風險——工傷保險是社保的一部分，自愿放棄社保也就意味著沒有工傷保險。
對于騎手來說，情況似乎要稍微“樂觀”一些——騎手們每一天都會被系統扣除2.9元的保險費用。騎手張濤記得，隊長在某一天的早會上解釋過這3元錢的用處，“這是意外險，出事了有個保障”。
張濤當時覺得“挺溫暖的”。
出院后，張濤準備找保險公司理賠時發現，自己出錢買的保險，受益人的名字卻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雇主——他在美團頁面上截到了2020年2月10日的訂單，這一天他為名叫“許***********”的人花2.9元買了一份雇主責任險——從字數推斷，這應該就是他的站點加盟商，“許昌成銘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這意味著，張濤花錢購買的是雇主責任險，即轉嫁雇主對雇員所承擔的責任，主要是經濟賠償。對于雇主責任險的介紹里，往往提及這是工傷保險的補充;但對于沒有繳納社保的工人們來說，雇主責任險是唯一的保障。
這被美團視作是企業責任感的體現。2020年9月《北京勞動就業報》的報道里，美團政府事務總監荀彬表示，“為了防止騎手在工作期間發生交通安全問題，我們給眾包騎手提供意外傷害險，要求加盟商為專送騎手購買了雇主責任險。”
張濤出事后不久，2021年4月，在《安全電臺》的播客里，一位專門做藍領工人保險服務的小劉稱，他所在公司提供的就是雇主責任險，主要賣給高空作業的空調工人。因為費率低，賠率高，這是一片藍海，全行業也不過四家保險公司在做。“我們老板他跟我說他是一個很有情懷的人，他就想用這種藍領保險去幫助那些社會底層的工人。”小劉說。
對雇主來說，雇主責任險的優勢在于省錢。“如果算上個人和單位應繳，一個4000元月薪的工人每個月要繳納1000元的社保，”在廣州從事工人權益相關工作的律師張笑(化名)說，而一份雇主責任險，全年也不超過千元。既然被保險人是公司成員，就意味著張濤想要獲得保險公司的賠償，必須通過公司辦理手續。
張濤住院期間，隊長和一位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帶著協議來找他。協議一共兩份，第一份寫明了賠償數額，49500元醫藥費，還有40天，每天50元的伙食補助和100元誤工費，一共6000元;第二份就看著不對勁了，大概是說簽了第一份協議，相當于直接放棄之后的一切索賠。
張濤打電話向保險公司咨詢，對方的建議是只簽署第一份協議——但隊長和那位工作人員把條件講得一清二楚，如果不放棄后續索賠，第一份協議里提出的賠償一律免談。
此時張濤的手術結束沒多久，膝蓋里還打著固定韌帶的內固定，手術和檢查的花費、每月兩千多的房貸、二女兒的奶粉錢已經讓他負債累累。他不得不簽下兩份協議，先還信用卡。
短視頻博主老驢經常聽到和張濤類似的故事。
老驢以前做過外賣騎手，如今也一直在關注騎手的生存狀況。在短視頻平臺上，他有著300多萬粉絲，其中不少是外賣騎手。時不時就會有人告訴他，自己前期墊付了醫療費，但凡想要從公司獲得賠償，就會收到另一份協議，要求拿錢之后再也不追究公司的任何責任。
“里面包括誤工費、醫療費，但站在賠償的時間點，未必能預計到全部金額。”老驢說，這其中就包括傷殘之后的賠償，以及在痊愈重返工作之前的誤工費。
出院后，張濤去咨詢了律師，對方聽了他的傷勢后做了大概判斷，認為可能是9到10級傷殘。
但他也告訴張濤，在醫院里簽署的宣布放棄其它權益的協議或許沒有效力。根據《工人日報》2015年報道，北京市道成律師事務所律師馬晶晶說，在未經工傷認定和勞動能力鑒定之前的私了協議無效;2016年，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審結了一起類似案件，一位手腳被手推車軋傷的工人，在拿到醫藥費和另外2000元后簽署協議放棄其它賠償，但起訴之后，法院判決雇主需賠償12000元。
時隔5年后，雇主們依然會要求工人們簽署類似協議。“這些公司當然知道，如果騎手打官司，其實有得打(有勝算)，但他們仗著外賣小哥對法律并不了解，放棄不追究了，雇主就能逃避賠償。”老驢說。
對于購買團體意外險的工人和外賣的眾包騎手來說，賠償過程依然充滿相似的暗礁。
張笑解釋，不同于雇主責任險，團體意外險的受益人是工人，賠償款項理應直接轉給工人——但在賠償過程中，雇主會要求工人簽署“權益轉讓協議”，要求保險公司將錢打到公司賬上，再轉給工人，用意外的賠償填補工傷賠償。
03
難以被證明的勞動關系
想進行工傷鑒定，要先獲取公司的工傷鑒定委托書，這意味著工人需要得到雇主的配合——僅僅這一步，就難住了張濤。
他打電話給美團客服，希望美團可以出具工傷委托鑒定，但對方直接拒絕了;他又找到站點加盟商許昌成銘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員，“咱不是勞動關系，”辦公室的人回復。
盡管購買雇主責任險的前提，是保險公司認可配送承包站點和騎手的勞動雇傭關系，但當騎手自己想證明這一點，卻很難。
早在意外發生的5個月前，張濤的雇主，許昌成銘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就已經為否認勞動關系做了足夠的鋪墊——張濤在2020年入職時曾簽下兩份合同，但合同在簽字之后就被收走，無論他本人還是其他騎手，手中都沒有本應一式兩份的合同。
但即便是有合同，也可能并非勞動合同。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發布的《新業態從業者勞動權益保護——北京地區網約配送員職業傷害調查報告(2020)》里提到，騎手們所擁有的是不同的合同——外賣騎手的外包類型很多，就算是專職騎手，實際上也很難和平臺、勞務公司建立勞動關系。
在某些情況下，騎手會被不知不覺間變成“個體工商戶”，站點或平臺以發工資方便為理由，讓騎手注冊一個中間代理的軟件，但注冊過程其實是讓騎手注冊成個體工商戶。
軟件代理商會為騎手、站點、平臺做三方合作協議，如此一來，騎手和其它兩方就沒有勞動關系。
“這樣，盡管事實上專送外賣配送員的工作內容和工作過程沒有變化，依然受代理商的勞動管理，但專送外賣配送員的法律關系就從勞動關系轉化為了承攬關系，成了事實上的‘眾包外賣配送員’，代理商公司也免除了自己的勞動法義務負擔。”上述《調查報告》如是說。
老驢透露，其中一種被稱為“靈活用工新模式”的方法叫“好活”，在簽訂合同以前，公司會要求騎手下載、注冊這個軟件。將專送員變成個體工商戶，也就意味著勞動雇傭關系成了合作關系。
他總會在短視頻平臺上發布與騎手工作相關的作品，提示大家怎么避開工作中的各種“坑”，但是對于“好活”這樣的軟件，卻沒什么辦法——面對注冊“好活”的要求，騎手們別無選擇。
雇傭關系被合同否認，意味著騎手只能通過勞動仲裁委員會確認事實勞動關系。
北京專做勞動糾紛法律援助的律師王一寧(化名)說，如果主張外賣員和站點承包的配送公司存在事實勞動關系，需要提供一系列證據，比如發工資的證據、對外賣員有實質性管理，訂單調配等證據，其中工資是最重要的。
但對張濤來說，在5個月的工作過程中，他的工資條一直留在辦公室里，只能看，不能帶走。
接單、調配的主要證據也不見了。張濤打電話給美團客服沒多久，美團騎手的app顯示該用戶已經注銷，顯示著“專送”的頁面、記錄著騎手管理細則和保險購買歷史的頁面也通通消失。“長期不跑單，系統自然會把你注銷，”一位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回復他。
這意味著，在不能提供勞務合同、收入明細以及美團騎手注冊記錄的情況下，騎手需要其它證據證明公司與自己之間的勞動關系。
騎手受傷之后，老驢會建議他們在第一時間保留自己的微信聊天截圖、騎手app的注冊截圖以及各種工作照。如果提起勞動仲裁，希望確認勞動關系，這會是有利的證據。
所幸張濤在受傷不久后就登錄app，保存了部分截圖，而微信里也留下工作調配的記錄——比如微信群里的值班記錄，還有他在休息時，隊長發信息給他，要求盡量跑夠11單。
老驢接觸過的案例里，專送騎手提起勞動仲裁往往可以勝訴，而接下來的工傷鑒定也就順理成章。而王一寧則根據自己的經驗判斷，大概有50%的專送騎手可以獲得勞動關系確認。
相比于專送騎手五五開的勝算，眾包騎手的處境更加艱難。《蜂鳥眾包用戶協議》中，一項特別提示明確表示，蜂鳥眾包僅提供“信息撮合服務”，用戶與蜂鳥眾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勞動或雇傭關系，也就意味著眾包騎手有更大的可能不被認定勞動關系。老驢說，他很少接到眾包騎手的求助——不抱勝算的眾包騎手往往不會發起勞動仲裁。
2021年1月，43歲的餓了么騎手韓某偉在送單途中猝死，而餓了么的工作人員對其家屬稱，與該騎手無任何雇傭關系，只能給2000元的人道主義費用。此事引發輿論批評后，餓了么才回應稱，會將60萬元撫恤金交付死者家屬。
“盡管算法系統讓勞動過程的控制越來越嚴格，但平臺卻能從法律義務中脫身。”上述《調查報告》如是總結。
受工傷的騎手們往往覺得不公——自己平時穿著騎手服，每天在外賣平臺上接單，但到了維權的時候，背后的大公司就隱身了。
聽說張濤要申請勞動仲裁，隊長開始勸他。“他明說，如果打官司，公司就算拖也要拖死你。不是公司沒錢，而是一旦同意了，以后賠償就會越來越多。從公司角度看，這次當然賠得越少越好，官司能拖多久是多久。等官司打完了，三門峽的騎手也基本換了個遍，這事兒不可能有別人知道;可是現在如果給10萬賠償，以后大家知道怎么辦了，就都得照著10萬的起步去談了。”
盡管聽著像是威脅，但現實里不乏這樣的案例。
王一寧說，如果勞動關系順利認定了，但是公司不服仲裁，就會去法院起訴，先要打一場官司，一審二審，案子打下來就得一年半。拿到勞動關系確認的結果，才能再申請工傷認定，認定過程再走下來，還要打一個工傷案，整個過程可能要花3-4年，維權成本實在太高了——這還是能順利確定勞動關系的，至于那些連勞動關系都確定不了的案例，只能中途放棄維權。
維權成本越來越高昂的背后，工人在企業面前的議價能力也越來越低。“這幾年調研下來，會覺得他們的勞動狀態越來越差了，訂單單價也在變低，工時變長。”王一寧說，一個外賣員告訴他，以往9小時能賺的錢，現在要12小時才可以賺到。
而勞務關系越來越層層分包，是保障變差的另一個具體體現。“平臺從競爭到壟斷，話語權就更多，議價能力和管控都在增強，”在王一寧看來，“賺錢就是壓縮成本，提高工人的工作時間，降低單價，擴大利潤空間，而現在工人沒有跟平臺對抗的力量。”
04
妥協
對張濤來說，家庭生計是迫在眉睫的問題。受傷半年后，他的左腿依然不能蜷縮，不能下蹲，外出時，沒有坐便器甚至無法如廁。帶女兒出門時，他一路上都在擔心，萬一孩子跑起來，自己追不上了該怎么辦。
這個以體力活為生的中年人不得不接受只能由妻子工作養家的事實。好在他最近找到了一個賺錢之道，在拼多多上登錄簽到獲得現金補貼，第一周賺了28塊，到了第二、第三周，就只有23元和20元。
公司提出的兩份協議依然奏效——如果他愿意簽署那個放棄其它一切權益的協議，就可以支付給他6萬元。
這讓張濤感到猶豫。6萬元對這個家庭來說十分必需，但他已經對公司喪失了信任，不知道自己簽署協議之后，是不是真的能拿到這筆賠償。
“如果是一般的理賠事務，他是能獨立完成的，但受傷之后就不一樣了，他會覺得自己孤立無援，”長期幫助工傷工人的公益人宋剛虎說。有更多人在中間環節選擇了妥協。在張笑接觸過的案例里，工人們常因高昂的法律成本而不愿意通過法律途徑維權，比如十級工傷，法定賠償最少要六七萬，而雇主有時用一兩萬、甚至幾千塊就打發掉了。
王一寧發現，外賣員的維權意識差異很大——他曾經協助過一位維權的外賣員，要求的賠償只有4000元，就因為不服氣而一直打官司;另一位希望索賠4萬元，卻因為時間成本而放棄，即便不用出律師費，“有時候，公司就是要惡心你，從仲裁到一二審，輸了就一直上訴，就是要拖著，”王一寧總結。
但堅持也不一定有成果——在東莞，40歲的楊昌兵曾在工廠里被燒傷了臉和手，被評為十級工傷，法院判定雇主賠償十多萬元，老板卻提出幾千元私了——最后，在數年維權談判之后，工廠搬走，他一分錢都沒有得到。
“覺得自己文化低，只能做這些工作，后來受傷了，也拿不到賠償，覺得自己挺沒用的，”他說，而這段受傷經歷也給他留下創傷，在工廠里看到火星子就會心里一震。
而對于張濤來說，情況也未必樂觀。
根據義聯所發布的報告，從裁判的角度來看，新就業形態中，勞動關系的認定也在逐漸收緊。2016年11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第八次全國法院民事商事審判工作會議(民事部分)紀要》中提出，對于勞動爭議案件的審理，“應當堅持依法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和維護用人單位生存發展并重的原則，嚴格依法區分勞動關系和勞務關系，防止認定勞動關系泛化”。隨后各地也收緊了對網約工勞動者的勞動關系認定。
但2020年1月的國務院文件指出，要“開展新業態從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2021年5月，美團中表示，將為所有外賣騎手投保，并在他們工作期間保證他們的安全。
“我覺得實施的可能性不大。”王一寧對此并不樂觀，“現在能看到的試點還是倡議性為主，不是強制性的，沒有落實到具體的責任主體。”老驢說，迄今為止，他還沒見過任何一個認識的騎手收到過這樣的工傷保障。
7月26日，市場監管總局等七部委聯合發布《關于落實網絡餐飲平臺責任 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當天，張濤打電話給美團客服，“聽說美團開展多方面調研落實，請問你們怎么落實?”
“您可以留意我們平臺后續的政策，感謝您的建議和監督，”客服回應，“還有什么我能協助的嗎?”
張濤最終決定向三門峽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起仲裁，但如隊長所警告的，維權所需要的時間還很漫長。仲裁不過是個開始，而他未來數個月甚至數年的生活都將圍繞維權展開。
至于張濤受傷、維權的經歷，三門峽的騎手們也無從得知。
一位前同事告訴張濤，隊長只在某一天的早會上提到了他缺席的原因：“摔倒了，挺嚴重的，大家注意安全。”
散會后，騎手們跨上單車，繼續奔往城市的各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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